一些历久弥新的概念并非随心所欲地就能被主观建构或主观篡改，对概念的界定必须建立在约定俗成或广泛认同的基础上，具有历史与现实的根据。

为改变这一现状，对环境保护系统应该建立独立财政体制，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管理体制，由国务院统一拨款，解决环境管理机构的办公经费与劳务、津贴、福利问题，同时排污费与环境税费则统一上缴国库，即采用先收后放，收支两条线的体制形式，加强监督，并启用有力的惩罚机制和切实的奖励机制，规制政府的环境行政行为。一旦出现环境污染事故，环保部门由于其在环境保护工作中的统管地位，往往成为唯一承担责任的部门，分管部门则推诿责任，可见，环保部门并未有效地行使统一监管职能。

首先，我国应该尽快出台综合性的环境管理体制专门法，科学、合理地确立各个环境管理机构之间的地位、机构构成、职责权限、隶属关系以及各部门间相互协调、配合和监督的程序等。环境保护作为公共事务，传统的管制模式日显其不足，因此应当吸取新的治理理念，推进环境管理的社会化。[9]王姝：《监狱法等七部法律修改18处》，载2012年10月27日《新京报》时政版。主管部门职权设置通常较为具体，但分管部门职责往往一带而过，表述极为模糊，这导致分管部门权限划分缺乏明确法律依据，或存在重叠、交叉和缺漏现象，或因规定过于抽象、简单而使相应部门设置形同摆设。以此为依托，我国目前环境管理具有两种模式： 1.块块管理模式。

根据2006年7月的《总局环境保护督查中心组建方案》，我国已经设立东北、华北、西北、华中、西南、东南、华南七个分区管理机构，而这些分区机构在性质上都属于国家环保总局的派出机构，均垂直从属于国家环保总局，其职能之一便是在委托权限内承办跨省区域和流域重大环境纠纷的协调处理工作和负责跨省区域和流域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案件的来访投诉受理和协调工作。[10]侯佳儒：《环保法修改不能没有环境公益诉讼》，载2012年10月25日《法治周末》第17版。因此，这以规则对于确立议会至上体制，对于民主制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而议会制定《王位继承法》，从政治层面确定王位继承人的程序和顺序，这也还体现了议会至上，体现了议会对王权和宗教势力的制约。

而英国的王权在当今的民主时代却仍然是英国统一的象征。[23]而贵族们并未因为国王单方面撕毁或改变大宪章而—未见记载—有任何动作。第二，基于村落，如何将并不自然构成、也很难构成一个共同体的无数农耕村落整合起来构成一个国，建立一个王朝，为民众提供基本的和平，实行有效治理，并因此获得民众的广泛认同（归顺）。尽管英国内战时期，1649年处死了查理一世，废除了上院和王权，宣布成为共和国。

面对这一严峻后果，英国议会只能朝着他们想要的正义裸奔而去，1701年制定了《王位继承法》，以相应条款确保任何王位继承人及其配偶必须是英国新教徒。关于美国的《宪法》，还有两点值得指出，并且也都支持上述分析。

因为，迄今为止的所有国家都是高度具体的，都嵌在特定的时空。因此，在当时的雅典，至少在梭伦、克里斯提尼和伯利克里这些政治家和制宪者看来，民主制只是雅典最务实可行的宪制，而未必是他们最希望采纳的宪制。因此，在《美国宪法》制定后仅仅两年的1789年，这帮人又匆匆忙忙制定并于1791年批准了《权利法案》。更何况如果接受古代中国有自己的宪制问题，只要这个骆驼鼻子进了帐篷，骆驼就也会进来，这就必然导致至少是有些国家有自己的宪制问题，因此就要求有不同的宪制措施应对。

没有做并不能用贵族们保守或愚忠来解释，也不能用英国人热爱传统或国王来解释。[18] 还必须看到，尽管在分类上斯巴达是贵族制，雅典是民主制，但上面的叙述也表明，这两个城邦的宪制架构有许多相似之处。  六、几点说明 本文分析阐述了宪制问题与宪法问题的区别，至少某些国家的宪制问题可能具有特殊性，以及古代中国宪制问题的特殊性。[48]例如1964年美国国会为消除种族歧视而采取的《民权法案》，其宪法根据就是美国宪法的州际贸易条款。

而该法的宪制意义就是要从制度上让王权彻底摆脱中世纪以来一直以某种方式凌驾于欧洲各封建君主国之上的罗马教廷和天主教的力量。Thomas Hobbes， Leviathan， ed. with an Intro. by C. B. MacPherson， Penguin Books， 1968，p. 687. [21][英]霍尔特：《大宪章》，毕竟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这实际上令斯巴达的贵族制部分地并很有理由和必要地转化成了一种注重实践理性的精英制。因为村落共同体，或者基于血缘和亲缘，或是基于村落内频繁交往和相互合作，只有自生自发的秩序，这个秩序却很难超越小型社区，无法超越血缘（或想象的血缘）关系和熟人社会，不可能为大型社会提供必要和有效的非人身的政治秩序，就更不可能为中国至少是自秦汉以后的国家构成提供足够的制度想象。

这并非偏爱例外，而只因为真正需要思考或挑战并最终能拓展我们思考和知识的从来都是看起来异常或例外的现象。早期雅典有1名执政官，后来增加到3名，再后来为9名，执政官由公民会议抽签产生，轮流执政处理日常事务，但每年一换。在获得莱库古的人身安全保证后，国王表示支持莱库古变法，从而启动并完成了斯巴达最重要的宪制变革。即便后来试图用文字名或词来表现和界定，也注定表达不全。前者是整个宪制必须应对的有关整个国家政治构成的问题，有关事和实，不但有关普通人，更是法律人或政治家关心的问题。[17][占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56、357页。

从中世纪到近代的英格兰，英国的政治构成和宪制，一直在回应本国重大政治社会问题的过程变化和累积，也没有一个始终如一的英国宪制。[27]但这个理想大大超出了当时北美大量从事种植业的殖民者甚至括像杰弗逊这样的伟大政治家的想象，他们无法直觉和想象商业贸易要求在北美大陆创造一个政治法律统一的宪制，这个国家会超出当时任何西欧或中欧国家的疆域，而且当时世界上也还没有哪国人像中国人那样几乎自古以来就一直生活在一个疆域极为辽阔的国家，完全没有构成这样一个大国的政治经验。

对于生活在东亚大陆农耕小型社区的中国人看来，亚里士多德的这个断言是不可理解的，在中国，至今至少绝大多数人们都认为人是完全可以不参与政治的，政治就是少数喜欢政治的人的事。  一、宪法问题与宪制问题 中文宪法一词第一指涉名为《宪法》的那个文件。

有些甚至会超越革命、超越政权更替和政府的组织结构，换言之，会超越具体的宪制。历史上，英格兰与苏格兰自1603年起就一直为同一位君主统治，但两国在政治上却一直分离。

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讲中，他也从未提及废奴或解放奴隶，反复提及的只是国家，以及这场内战考验着这个国家的生死存亡等等。[61]参见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如果从今天反观英国成为英国的历史过程，会发现英国宪制的核心问题不是如古希腊那样以城市共同体为基础构成一个城邦国家，而是要在英伦三岛上，以诸多区域性小型政治经济社会共同体为基础最终组构（constitute）一个以英王为主权者，政治合法性上不再受控于罗马教廷的民族国家。包括更为思辨和理念的，如柏拉图的传统。

事实上，斯巴达长期保持了政治稳定，因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后代的思想家均视其为古希腊城邦宪制的典范之一。[44]Regents of Univ. of California v. Bakke， 438 U. S. 265（1978）。

[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51页。这个区别是重要的，因为这表明一个人仅仅是贵族并不能进入统治核心，而必须是年过六十岁的贵族方可能进入元老院。

[20]我认为，在自然哲学上几乎没什么比所谓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所言更荒谬的，也没有什么比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所言与政治治理更相悖的（repugnant），也没什么比其《伦理学》的大部分所言更愚蠢（ignorant）的了。贺雪峰：《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数年后的1707年5月1日，两国议会通过了英格兰、苏格兰《合并条约》而成为一个国家，苏格兰产生16名上院议员、45名下院议员参加英国议会，两地自由贸易，统一关税。进入 朱苏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制问题 古代中国 文明国家 共同体 。它们都会很像都市，因为大量的居民也确实引来众多商业贸易，但说到底城和镇是嵌在广阔农耕地区中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其主要功能，如同其名，是镇，是城池。以及第三，建立了公民大会，由年满三十岁的斯巴达公民组成，表决通过或否决提案。

选择这些国家的宪制，首先因为这些国家有一定代表性（着重号意味着还有其他国家的宪制也有代表性，只是不能面面俱到）。事实上，1215年的《大宪章》仅生效了大约9周，约翰国王就去世了，9岁的亨利三世继位后，以亨利三世名义统治的辅政大臣咨议会（the council）随即修改，并在获得教皇认可后，重新发布了有利于王权的1216年版《大宪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删去了第61条等众多条款。

也不能瞄了一眼《论美国的民主》，就误以为托克维尔在赞美美国的民主宪制，这本书与民主制基本无关，最多也只能算讨论了他眼中的美国基层民主—城镇、教会和民间社团等。[57]美国当年宪法诉讼最多的州际贸易条款如今也因为联邦借助这一条款规制全国经济社会事务的权力全面扩展而很少有争议了。

不能仅仅为了赞美近代的民主政治和宪制，就一定将它们捆绑为夫妻。[63]本文的主要论证就表明，宪制或法的首要功能是从政治上构成国家而不是组织政府。